我的民族志故事（一）

发布日期：2020年05月20日    作者：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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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故事

当时公司受福特基金会委托，在北京开展了一项流动人口中的组织化程度研究。那时的流动人口，就是俗称的农民工，还很幸福地在城区自由聚集，一度形成安徽村，温州村等城中村。

组织化程度是个蛮深奥的概念，而且又是在一个流动人口的非正式群体中。如何进行这样的研究方法设计呢？

当时我刚毕业半年，大略看过一些社会学的著作，例如《乡土中国》、《街角社会》等，在研究小伙伴们的集思广益下，特别是通过当时在北大读社会学的项飚长期驻扎浙江村所积累的大量丰富的一手资料，快速学习了民族志的相关概念，然后我们让研究员住到民工村中，进行持续几个月的浸入观察和参与访谈，以了解流动人口中的非正式组织。

我记得选点是太阳宫附近的民工村，这里聚集着好几个省的流动人口，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分工，例如安徽巢湖人做早点，河南人做垃圾生意，浙江人做服装小商品等。从1995年1月开始，项目持续了半年时间，我们租了一个平房，满怀热情的研究小伙伴和农民工兄弟们很快达成一片。我因为4月就被派驻上海，非常遗憾没有参与到实地的关键时期。

当时民族志的资料非常缺乏，我们只看到一些复印资料，到现在记忆犹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孟加拉的穷人银行，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通过社会创新方法帮助底层的人们获得发展的种子资本；

另一个是研究人员和非洲当地原住民的沟通有很大的挑战，于是他们在长期参与观察的基础上，采用一些游戏活动，例如请当地人在地上画画，然后用石子把他们的财产分布摆出来，现在想起来这就是经典的空间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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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获

本次项目带给我的很多收获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个。

一是正视流动人口的组织化权利。

毕竟，流动人口溢出了传统的组织体系，无论是正规的村社组织，还是传统的家族邻里组织，在城市中他们仍然面对诸多组织构架，这样就诞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谁来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制教育与卫生免疫？

谁作为主管部门为流动人口在申办各类需要主管单位首肯的文件上盖章？

谁来关心他们的社会福利和他们的文化生活？

他们可不可以拥有反映自己利益和要求的传媒？

在一个他们缴纳了工商税收和各类管理费，并承受着各种实际的管理义务的区域内，他们是否有权利选举代表参与商讨这些管理规则？

二是揭示了流动人口中的非正式组织的形成和三种权威人物的典型画像。

一种是机会供给权威，最典型的就是包工头；

二是危机处理权威，有人犯事进去了能保出来；

三是群体形象供给权威，例如温州同乡们在服装批发中心自发组织了“爱心社”。京温爱心社是一种更高层级的组织化形式，体现超越了生存维持水平的基本限制的流动人口对于改善群体形象，融洽相邻社会关系的努力 。

时隔多年，当时的报告读起来依然震撼人心。年轻的研究员们试图借助民族志的方法，去洞察流动人口群体和城市经济社会交互中的冲突，揭示这种冲突中诞生的种种非正式组织和权威，呼唤真正的融合，让流动人口真正成为拥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社会政治权利的公民，并借助于组织创新而纳入城市管理体制。

现在20多年过去了，城中村已然被高楼大厦取代，民工村转移到更为遥远的郊外，民工子弟小学大半被取缔了。在城市中，更多的人们面临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基本生存问题。这样的社会研究已然不可能再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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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方法

回到民族志方法上，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文化人类学科学的田野工作从美国人类学之父的鲍亚斯开始，他主张人类学者学习当地语言，他乘皮船和雪橇在爱斯基摩人中作长期调查，和爱斯基摩人共睡一张鹿皮和同锅吃饭。

鲍亚斯的学生，马林诺夫斯基，首次倡导参与观察法，即主张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只有完全投入当地人民社会生活中，才能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他本人在特洛布里恩岛上住了两年多，语言天赋使他能够深入当地社会，了解当地人的文化，对该社区的文化作出接近事实的解释。

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人类学的田野作业被界定为三项：一年以上的长期居住、学习当地原住民的语言和参与观察。从这个角度，今天我们市场调研所有自称为人类学方法的，都应该加上引号。